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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人物生平?郑观应的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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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耻辱和痛苦中开始了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探索。就在这时,一部名叫《盛世危言》的著作广为流传,引起了朝野的震动。年轻的光绪皇帝看了这部著作,立即下令速印二千部,分送给大臣们阅读。作者自己排印的五百部,也很快被人索取一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郑观应。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从买办起家

郑观应,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一八四二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人家。在家庭影响下,郑观应从小便跟随父亲攻读儒家经典,学习应试用的八股时文,想走上科举仕途。

香山离香港、澳门很近,不少人经商致富,有的还在洋行里当了买办。郑观应的家族亲友中也有几个这样的人,他很小就跟随他们到过澳门、香港和南洋等地。一八五八年,郑观应到香山县应童子试,连个秀才也没考中,这使他父亲很失望。于是,就改弦更辙,想让儿子从经商中求得出路。

这样,十七岁的郑观应便来到上海,投奔叔父郑廷江。郑廷江当时在英商新德洋行当买办。郑观应本想进英文书馆学习英语,但叔父却为他找了个差事,要他边工作边学习。起初,他在叔父供职的洋行里当一名听差,叔父见他能吃苦耐劳,就热心教他英语。

一八五九年,郑观应通过亲友的帮助,进了上海宝顺洋行。这是当时第一流的大商行。他在那里当一名低级雇员,工作之余,就到英人傅兰雅博士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英语,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不久,他便能够浏览英文书报。从书报上面,他知道了国外的许多事情。

郑观应的才干很快就得到洋行老板的赏识,一八五九年冬,他作为洋行的随行人员来到天津考察商务。第二年,他就被提升为宝顺洋行买办。从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在宝顺的十年里,郑观应的地位虽然并不高,干得也不大顺手,但却能在上海这个动荡与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里,努力探索发财致富的门径,学习经营管理的本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实现自己的抱负。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资本,为自己独立经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八六八年宝顺洋行停业以后,郑观应和别人一起办起了和生祥茶栈,不久又开办了荣泰驳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一八七二年,和生祥茶栈停业以后,他又来到扬州,当上了宝记盐务总理。一八七三年,郑观应参加了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并当上了这个公司的总买办。这样,他在上海商界的地位逐渐为人们注目。由于他经营有方,公司连年获利,因而在三年雇佣合同期满以后,又和他续订了五年合同。郑观应在太古的年俸达七千两白银,超额分红还要比这多许多,这使他有力量投资于更多的中国近代工业。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间,郑观应同盛宣怀等人集资开采了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等处的五矿藏。在此之前,他已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一八八一年津沪电线线路开办时,他也有不少资本入股。一八八二年,他又集资开设造纸公司。到九十年代初,郑观应已是拥有万贯钱财的大资本家了。

萌发维新思想

当郑观应跻身于买办行列,日积月累地积聚资本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日胜一日地侵入中国,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起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便开始在思想理论上探求救国之路。他注意阅读中外书报,凡是有关兴邦治国的道理,议论时务得失的文章,他总是尽可能收录,反复揣摩。成书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救时揭要》,就是郑观应早期探索所得出的结论。

《救时揭要》汇集了二十四篇文章,其中大多数是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的。在书中,郑观应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外国侵略者贩卖中国人为奴隶的罪行。他建议在海外设立中国领事馆,以保护华侨的权利。他还要求政府鼓励商民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禁止贩卖与吸食鸦片,赈救水旱灾害等等。当然,郑观应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触景伤时之作。他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将耳闻目睹的种种损国伤民的事实,一一列举出来,让人们看到了其中的利弊得失。他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但这只是些就事论事的零星建议,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见解。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郑观应中西文化知识的日益丰富,他的观察也越来越深入,开始触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本质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救国主张。《易言》一书,便是他救国主张的集中体现。

《易言》于一八八○年刊行,全书共三十六篇,主要的有《传教》、《交涉》、《公法》、《论机器》、《论船政》、《论火器》、《论开矿》、《论火车》、《论游历》、《论考试》、《论议政》诸篇。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郑观应在书中讲的是有关国家外交、内政的大事。郑观应认为,洋人有求于中国者“不外通商、传教两端”,而“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深刻的。他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出发,要求华人、洋人人权平等,货税平等。他说: “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如彼,天下有此理乎?”

郑观应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他在驳斥顽固派“以效法西人为耻”的观点时说: “人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我不过欲效其技艺,臻于富强”。所以,郑观应从开矿、铁路、电报、机器、船政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以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论议政》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希望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独裁。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有价值的思想。

投身洋务活动

郑观应在经营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出色才能,得到了洋务派官僚的赏识。一八八一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一八八二年,当他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期满以后,就毅然决定不再续订合同,而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当帮办,从而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买办生活,开始了新的探索。他想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振兴中国的航运业, 与洋商争高下。

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以后,经过调查研究,亲自拟定了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使企业很快降低了消耗,增加了赢利,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他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就在这个时候,中法战争爆发了。郑观应立即上书,请求清政府抗战到底,并积极提出军事上的建议:培养军事人才,开办兵工厂,自己铸炮、造船;训练民团,守卫边疆,特别要加强琼州的防务。同时,他还向友人王之春自荐,表示愿为抗法战争出力。王之春将他推荐给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于是,一八八四年三月,郑观应被调往广东军营。他到广东军营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扣留在香港的二十五尊大炮运回广东。这些大炮是清政府向德国购进的,在运抵香港时遭到刁难。郑观应到香港交涉后,大炮才顺利地被允许运回。

六月,郑观应又奉彭玉麟之命,冒着盛暑,到西贡去刺探法军情报。他化装成商人,居住在中国轮船招商局内,指挥随员出去侦察,终于将西贡至金边,金边至暹罗(泰国的旧称)的水陆炮台、兵房,一一绘成草图。郑观应不避艰险,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为清军在陆战方面打败法军创造了条件。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却在清军连连告捷的情况下,于一八八五年四月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对于清政府卑躬屈膝的卖国行径,郑观应十分愤慨,他写下了《闻中法息战感赋》:

牢补亡羊尚未迟, 农工商是富强基。

强邻环伺犹堪虑, 当轴因循岂不知。

贾谊上书唯痛哭,班超投笔莫怀疑。

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

在这里,郑观应强烈要求朝廷亡羊补牢,使国家很快强大起来,他也希望人们学习投军从戎的班超,奋起为国效力。

一八八五年,郑观应奉命从广东到汕头、厦门和福州等处筹办援助台湾事项,途经香港时,太古轮船公司借故将他拘禁,关押了将近一年。原来,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时,曾推荐杨桂轩接替他的总买办职务,由他和另两人作保。不料杨桂轩在任职期间,亏欠了公款十万元,最后只身逃匿。太古公司向郑观应追赔欠款,因数额过大,尚欠四万元。为索取欠款, 太古公司就乘郑观应到香港之际,通过香港当局将他扣押。郑观应据理申诉,结果付了五千两白银才获释。

遭受这次打击以后,郑观应回到澳门,过了近五年贫病交加的隐居生活。但他那颗火热的爱国心却并没有熄灭。他没有沉沦下去,而是抱病著述,写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提出了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

一八九二年,洋务派官僚再次委请郑观应帮办中国轮船招商局。这时的郑观应,已经是一个“穷人”了。许多人反对他去主持招商局,但郑观应却泰然自若,满不在乎。他拟定了开源、节流等一些整顿招商局的措施,包括出售过时的旧船、添置新船,以便多装快运,增加利润。他还巡视长江沿岸各埠,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的兴利除弊方案。经过整顿后的招商局大有起色,在与洋商太古和怡和的斗争中站住了脚根。

郑观应怀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在中国创办了不少近代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他有着自己特殊的贡献。

《盛世危言》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郑观应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在战争初期就指出, 日本奸细活动十分猖獗,要求当局严防日本奸细。他建议中国的电报局不要为日本人服务,否则按军法从事。他还主张中国不要从日本进口商品,禁止中国人购买日本商品;设法向外国借款,购买新式武器,以增强自己的实力。郑观应还利用自己和中外人士有广泛联系的有利条件,刺探各种消息,搜集情报,提供给政府当局。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郑观应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他说: “无论如何和议,我国恐无安枕之日。故亟宜悉照日本变法。出榜招贤,伸明赏罚,如有奇材异能屈居下位者破格用之”。

郑观应的改良与爱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编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中。郑观应在这部书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指出,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而御外侮则以“防俄(国)宜先”,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为抵御外侮,就必须兴实业,办新式工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为此,就必须改良政治。他说: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而改良政治,则必须“自设立议院始”,实行象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变革封建专制制度。

为了御外侮,郑观应还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他认为, “外洋以商立国”,因此,中国应该“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同外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在兵战与商战的关系方面,郑观应认为商战应重于兵战。因为“商贾具生财之道”,所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为了发展商业,他主张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正确的政策。他指出“官督商办”是“官夺商权”,清政府采取的是“不能护商,反能病商”的政策。这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他建议清政府实行护商的政策, 如裁减厘金,收回海关权,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可以为议员等。

郑观应还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为发展工商业,就必须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这就需要科学文化。他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原则,强调学习必须为办实业服务, “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他说: “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不改革封建教育,不废除八股文,善于兴办工商业的人才是造就不出来的。

一八九五年,列强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郑观应及时将《盛世危言》作了修订,增加了不少篇幅。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他又第三次刊印《盛世危言》。三次编印《盛世危言》,记录了他爱国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近代思想史上,郑观应是系统地提出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不过,他的思想后来没有向前发展,他还对辛亥革命表示不满。以后,他留居上海,成为商界的著名人士,直到一九二二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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