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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怎么死的?梁启超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梁启超有什么爱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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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 “康梁”常常并称,康指康有为,梁就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的最得力的助手,所以,戊戍变法又称“康梁变法”。

作为近代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位先进的启蒙思想家和学贯中西的著名学问家,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少年立志 治学为国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一八七三年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他幼年就受到祖父的良好教育。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儿时常听祖父讲述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和民族英雄为国献身的悲壮事绩,这使他在童蒙时期就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梁启超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善于思考问题,富有探索精神。他八岁就能写诗文。十一岁时写的《登塔》一诗,有这么几句: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小小稚童,竟然上问苍天,下难孔圣,很不一般。他后来成为开一代风气的维新宣传家,是同这种探求精神分不开的。

起初,梁启超同一般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想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一步步地向上爬。但国家局势的恶化,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生活的道路。他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一八九○年春,随同父亲去北京参加会试,结果落选。

归途中路过上海,梁启超在书店里买了一本《瀛环志略》。这本书介绍的五大洲许多国家的情况,他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从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年秋天,他听到康有为上书皇帝的事,很佩服康有为的胆识。后来,他通过同学陈千秋的介绍,去拜访了康有为。那时,他少年得志,自以为很有学问。谁知见面一谈,康有为却把他下功夫钻研的词章训诂之学,说成是陈腐无用的东西,这对梁启超震动很大。经过反复思考,他觉得康有为的批评击中要害,决心抛弃过去所学,拜康有为做老师,跟着他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历代政治沿革。

梁启超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了三年书,不但成了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而且还帮助康有为编校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是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宣传维新 投身变法

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梁启超四出活动,联络各省举人开会,配合康有为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后,他又与康有为一起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兴办学堂,为即将到来的维新变法作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梁启超被推举为书记员。强学会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学会,编印、出版了许多书籍,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同时还出版了宣传维新变法的报纸《中外纪闻》。梁启超在《中外纪闻》上发表了许多宣传变法的文章。康有为离开北京以后,他成了《中外纪闻》的实际负责人,报纸一度发行到三千份。

强学会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就去那里担任主编。《时务报》是当时宣传维新变法影响最大的一家报纸,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前后发表了许多批判封建政治、鼓吹变法自强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立论新颖, “笔锋常带感情”,有一种吸引人、感动人的巨大力量,很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报纸的发行量猛增到一万七千多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梁启超的名声也随着《时务报》威信的提高而愈来愈大。

在《时务报》上,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古议院考”等文章,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考察历史,说明天地之间没有不变的东西,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他指出,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实行变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针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要求迅速实行变法,以拯救危亡中的祖国。他郑重地指出,现在的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走上富强的道路;要么就象当时的波兰印度那样,招来亡国的惨祸。

梁启超驳斥了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他指出, “变亦变,不变亦变”,自己主动变法,变法的权力由自己掌握,这样就可以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如果不主动变法,国家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就会被列强所瓜分,那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要求废除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普遍设立学校,大力培养人才。梁启超还在他的文章中,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他指出,中国两千年来变化不大,国势愈来愈弱,根本原因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他说:人人都应该有自主之权,一个人为国家尽了义务,就应该享有权利。因此,他主张限制君王的权力,扩大人民的权力,认为压制民权的专制帝王是“民贼”。

那么,如何扩大民众的权力,限制君王的权力呢?梁启超主张采用康有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国之道。他对“群”有很多解释,如“国群”就是议院; “商群”就是公司; “士群”就是学会。梁启超所说的“群”,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机构。为了扩大民权,梁启超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有知识,有智慧,才能有权利,愚民是无法享受权利的。而提高与扩大民智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变法维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皇帝还是需要的,但要一个开明君主;君主的权力也是要的,但要受到宪法的限制。

在办《时务报》的这段时间里,梁启超还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等集股创办了“大同书局”,出版了许多宣传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书籍。他编辑了一套《西政丛书》,分史志、官制、学制、工政、农政、商政等部分,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理论。他认为,国家要富强起来,应该多读些西方的书籍,向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在上海,梁启超还创办了戒缠足会和女学塾,主张去除强迫妇女缠足的恶习,让女子也学习文化,提倡男女平等,把维新运动搞得十分活跃。梁启超的这些活动当然要触犯封建顽固势力,为他们所不容。两江总督张之洞通过《时务报》的经理汪康年多方掣肘梁启超,梁启超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就愤然离开《时务报》,到澳门去创办《知新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一八九七年冬天,梁启超来到湖南长沙,担任了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是当时维新派办的一所很有名的学校,谭嗣同等也在这所学校任教。梁启超来后,亲自拟定了“学约”十章,规定学堂的教育方针,是使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变法维新的坚强意志,以便将来成为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

梁启超积极参加了湖南改良派的政治团体南学会的各种活动,和谭嗣同等一起创办《湘报》,作为鼓吹维新变法的喉舌。在他们几人的积极活动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湖南的顽固派和封建劣绅十分害怕,他们攻击梁启超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误入歧途,他们甚至还使用流氓手段,散布流言蜚语,张贴传单诽谤梁启超,迫使他不得不离开湖南。

一八九八年三月,梁启超再次来到北京,积极协助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活动。他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斩钉截铁地说:“非破家不能立国,非杀身不能成仁,有这样决心的人,我才引为同志。”他和康有为一起成立保国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说明保国会的宗旨,就是挽救国家的危亡。顽固派竭力反对这个组织,特地组织了攻保国会,指责他们“保中国不保大清”,以此制造混乱,破坏变法。双方斗争非常激烈,官司一直打到光绪皇帝那里。光绪说: “会能保国,岂不大善!”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了下来。

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梁的建议,宣布变法,实行新政。他还特地召见了梁启超,命他专门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这使梁启超十分振奋。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掌握实权的顽固派,他是宁可亡国也不愿变法的。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变法宣告失败。梁启超事先得到通知,逃到了日本。

政治落伍 献身学术

变法失败了,但梁启超并没有从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认清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是把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慈禧太后、荣禄一帮顽固派的专制和阻挠,错误地认为只要打倒几个顽固分子,让光绪皇帝重新执政,维新变法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他说办事必然会有阻力,事愈大阻力也会愈大,但只要努力,一定会冲破阻力,达到目的。然而,梁启超没有看到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民主革命派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改良主义思潮已经落到了时代的后面,靠皇帝推行新法来救国的办法,已远远地落后于现实了。

在寄居日本的最初几年里,梁启超愈来愈感到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认为如果谁再看不到这种亡国的危险,那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了。面对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把中国弄到割地赔款、国债累累的境地,他痛苦地叹息道: “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编辑《清议报》,继续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相继介绍了霍布士、斯宾诺莎培根卢梭笛卡儿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思想家的学说。他甚至认为,要医治中国,惟有靠卢梭的《民约论》作指导。

一九○二年二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称自己是“中国一新民”。他认为, “欲维新吾国”,就要先“维新吾民”。为此,他写了十多万字的《新民说》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国家、权利、自由、进步等问题的看法。他在给康有为的信里说:当今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他还公开说: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这些思想与他以前的政治主张相比,有了不少进步,只要再往前跨一步,他就可以象不少改良主义者那样,进入民主革命者的行列了。可惜,梁启超没有跨出这一步。他继续和康有为合作,组织保皇会,并奔走于日本、美洲各地,发展保皇势力,图谋使光绪皇帝重新登台,来推行他们的新政。

在日本,梁启超虽然和革命领袖孙中山有过多次接触,但当孙中山和他商定联合的时候,他又犹豫不定。他一面和孙中山谈革命,谈民族主义,计划联合后由孙中山任会长,他任副会长;一面却又听从康有为的命令,到檀香山去发展保皇会会员。他动身前还和孙中山约定合作,可是,到檀香山后却拿着孙中山的信,去扩展保皇党势力,还说什么“名为保皇党,实则革命”。

为了划清革命和改良的界线,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报》,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民报》主编章太炎的文章, 犀利有力,把改良主义思想驳得体无完肤。《新民丛报》逐渐失去群众,销路一天天地减少,终于在一九○七年冬被迫停刊。

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他在这段时间写的大量论著,有不少却启蒙、教育了一代青年。他以浅近、顺畅的文字,介绍和宣传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学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笛卡儿、康德;从孟德斯鸠达尔文;从古希腊马其顿意大利、匈牙利等等,他都一一加以介绍。这些大量的新鲜知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郭沫若同志在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就这样说过: “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著的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令人心醉。我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梁启超的思想和文字洗礼的。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被清政府通缉了十多年,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梁启超,终于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回到了祖国。但这时已经没有什么皇帝可保了。袁世凯上台后,梁启超便投靠了他,在一九一三年组织进步党,反对国民党。同年十月,梁启超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戊戌变法就是因袁世凯的出卖而流产的,而这时的梁启超已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不过,他还是反对帝制的。当袁世凯称帝时,他便策动他的学生蔡锷到云南去组织护国军,开展反袁斗争。但是,他后来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并在一九一七年出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直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梁启超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一生写过大量著作,在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有不小的贡献。他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很有学术价值,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主张改良文体,对于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和文体的解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近代学术文化史上,梁启超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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