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
埃及是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伟大国家。当曚昧人、野蛮人游荡于世界广阔土地上的时候，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尼罗河流域便已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孕育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尼罗河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埃及奴隶制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怎样一种形式?埃及早期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类社会的最初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关系于古代世界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国家问题，当然也包括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①。特别是由于埃及历史早期的文献极其贫乏与简略，加之保存下来的又往往残缺不全，愈益加深了研究古埃及国家起源、发展问题的困难。但是，上一世纪埃及古城古墓遗址的考古发掘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对于某些文化遗址、遗物的深入考察与研究，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却也给我们解决埃及国家的起源及其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某些必要的依据。
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的发生
埃及国家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在一些著作中，通常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的答案。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断言：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的条件下，还不能确切断定尼罗河流域国家发生的日期。现在看来，这种论述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就在这一卷的稍后部分，另一作者则表示：早在第一王朝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便已形成了国家。还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埃及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开始于第一王朝的中叶。按通行的说法，埃及史上的第一王朝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0—2890年。因此，依上述的意见，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或者在公元前31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国家。
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公元前3100年前，埃及已经出现了国家。英国的《剑桥古代史》写道，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就出现了南北两个王国。还有的著作明确地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中叶，甚至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
对于古埃及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关键是如何认识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形成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
考古学提出的“史前埃及文化”或“前王朝文明”，包括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巴达里文化(约公元前4500—4000年)，涅伽达文化Ⅰ(阿姆拉文化，约公元前4000—3500年)、涅伽达文化Ⅱ(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文明”与“文化”，虽然在概念上有联系，但决不能混同。严格说来，埃及的文明是从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开始，到涅伽达文化Ⅱ时代最后形成。
涅伽达文化Ⅰ与巴达里文化一样，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铜器、石器与陶器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愈益专门化，并且与亚细亚部族早已有了商业关系。
涅伽达文化Ⅰ的遗址已发现有居住地和墓地。居住地筑有雉堞墙，并有防御工事，所以，涅伽达Ⅰ的人民被称为“城市居民”。涅伽达附近的一个被称为“南城”的居住地是一个重要的遗址，其堡垒和近似长方形的房屋是用小砖筑成。这是一个设防的城市。恩格斯曾经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①。
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墓穴已有大小、充裕简陋之别。在阿巴底亚，最大和最富裕的墓是妇女的墓。这种现象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墓中，还发现了作为陪葬的巫术用品。西方埃及学者认为，这种迹象表明墓主是“巫师或女巫医， 是公社的重要成员，或许甚至是他们的领袖”。还有的学者讲到，在前王朝时代早期，每个乡村是自治的，并且有一个首领，他的权力依赖于他作为一种“呼风唤雨王”的名声，他大概是能管理尼罗河洪水。这些推论，与恩格斯所说的个别成员“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的论述相一致，而且“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②。
研究埃及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考古文物保留下来的有关王衔与王冠起源的记录。其一是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一块陶罐破片，罐标上是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屋顶上栖息着一只小鸟。这种圆屋顶的建筑物可以看成是后来的“王宫的门面”，也可以称为“御座”。屋顶上的一只鸟则是隼鹰神荷鲁斯的粗略形象。荷鲁斯是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的保护神，并且是国王的第一个头衔。第一王朝的国王后来都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
其二是涅伽达1610号墓中发现的一块带有红冠浮雕的黑顶陶片。红冠是埃及国王的两种基本冠式之一，也是最受尊敬的王徽之一。王徽王衔形象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的萌芽与产生，关系于国家的形成的问题。这两块重要的历史文物，根据英国F·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S.D.)的划分，王衔陶片定年在S.D.37，即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红冠王徽的陶片定年在S.D.35—39，约当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或涅伽达文化Ⅱ之初。
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墓穴发现的很多，仅在涅伽达就发掘出2149座“史前墓”。涅伽达文化Ⅰ的居民更精心制作的墓呈长方形的，并且有了砖墙结构，但是穷人仍然葬于圆形墓穴中。涅伽达的T墓地是富裕的，在那里分布有几十座大小形状不同的墓，其中除了个别的圆形或半圆形与正方形外，绝大部分都是长方形的，并且有几座规模较大的墓。研究者认为，T墓地是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墓地。在希拉康坡里发现了著名的第100号墓，因其墙壁装饰以壁画，故又称为“画墓”或“装饰墓”。“画墓”的尺寸大约4.5×2.0×1.5米，与T墓地20号墓的5×2米大小差不多，而且同样是长方形的砖砌的，并带有间壁墙的结构。画墓与T15、T23墓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希拉康坡里画墓虽曾被盗，遗物多有丢损，但保留下来的仍有32件之多，与仅有数件陪葬品的一般墓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已证明：画墓是“首领墓地的一部分”，属于“王家墓地”;“埋葬在装饰墓中的人物应看成为上埃及传说中的王”。还有的论证，希拉康坡里的画墓和涅伽达的T墓地两者是“前王朝国王的埋葬地”。
除了国王的墓地外，希拉康坡里画墓的壁画给我们保留了土著与外来入侵者之间战斗的形象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画面上出现了手举权标头的国王打杀跪在他的面前的俘虏的场面。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前王朝末期的一些调色板和权标头上(详见后页)。
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最早的文字见于圆筒印上，而最早的圆筒印，迄今所知，出自涅伽达1863号墓(S.D.46)，大约相当于涅伽达文化Ⅱ的中叶。在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多见于权标头、调色板等文物上。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文字在历史上的地位，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①。
根据上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居地遗址的设防，墓葬的分化，王冠、王衔的起源以及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等现象，可以确认，早在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的氏族制度已经解体，国家萌芽，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到了涅伽达文化Ⅱ时代，国家最终确立，形成了历史上最古老的尼罗河文明。
州的分立、联盟与争霸
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氏族制度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但是，埃及国家最初是什么形式的?其随后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由于考古资料的残缺不全，特别是文献资料的贫乏，常常引起不同的推测，以致引起意见的分歧。
在本世纪初，美国的埃及学者J. H.布列斯特论述埃及国家产生时，提到希腊人称为“州”(诺姆)的“史前小国家”，并认为它的人民“已处在被看成是象巴比伦那样的城市出现和城市国家的文明阶段”。近年西方出版的著作中，有的直接把州说成是“城市国家”。苏联新出版的《世界古代史》把州说成是“初期国家”。但是，也有人反对州的城市国家的性质。E. J.鲍姆伽特虽然承认城市的存在，但却认为“州的建立的确不是一个城市国家”。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虽然也讲到了州的出现，但是同样否认它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性质，仅仅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地区”。还有的人认为，州是“地域的区划，它形成了历史时代埃及政治结构的基础”。
埃及文明时代早期出现的州，是一个单纯的“地域”的公社，还是具有城市国家性质的初期国家?需要我们结合历史的实际加以论述。
我们通常所用的“州”这一术语，正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根据古希腊人所说的“诺姆”一词翻译过来的。希腊文的诺姆，相当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斯帕特”一词的意符表示以灌溉河渠区划的土地，所以，“斯帕特”一词意味着“区”或“地域”。上面提到的希腊文的州，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具有“地域”的含义，是就其语言学上的意义而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考古学上对州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考察。
前王朝时代的居住地遗址发现甚少。希拉康坡里遗址是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少数重要遗址之一。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凯赛尔相信，希拉康坡里的前王朝居住地遗址可能是一个中心城市和许多附属的乡村，占据了一百万平方米的总面积。但是，巴塞尔怀疑居住地遗址有那样大片的面积，认为那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作为瓦砾堆常常是非常稀疏的。按照他在1958年的勘察遗址的最后结果证明，表面陶器碎片分布的范围，很难超过50，800平方米;人口或许4，700人左右，至多不过10， 000人。在前王朝时代，整个埃及人口大约在100，000至200，000之间。根据希拉康坡里的人口及其在整个埃及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它一定是一个较大的城市。
埃及的州，除了具有地域的性质外，也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史前时代”埃及政治史的考古证据提供的甚少，但是有些学者相信，在涅伽达文化时代，上埃及已发展了城市文明。希腊人命名的埃及的州就是“起源于自治城市的地方”。
每个州除了一定的领域外，通常还有其独特的标志或徽章。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一些彩陶和希拉康坡里画墓壁画上描绘的舟，通常有两个称为“船仓”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船仓前插入固定的或可能移动的杆子，上面往往挂有一个徽章。徽章的形式不同，有的是各种不同的动物，也有的是三角形，圆圈形或Z形的几何图案。那些特殊的Z形符号，有人把它看成是神圣物或神的标志。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神的标志而否认它是州徽，那么，我们不能不提出州的保护神的问题。
每个州，事实上都有其固有的保护神，如隼鹰(荷鲁斯)、母牛(哈托尔)、蛇(涅特)等，它们显然都是由氏族图腾演变来的。希拉康坡里崇拜隼鹰神荷鲁斯，而涅伽达则崇拜暴风雨神塞特，它们在后来王权神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鹰、蛇等神圣动物在法老时代还成为国王的保护神。
州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王权的出现。在涅伽达发现的王徽与王衔的符号，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希拉康坡里出土了属于前王朝末期的各种权标头，是王权产生的一种标志。此外，正象前面已提到的那样，在涅伽达墓地和希拉康坡里墓地，都发现了最大和最重要的墓，而且它们那里已被确认为“国王埋葬地”。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前王朝时代后期，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等都应该是各自分立的城市国家，或者“州国”。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州或州国的数目，至今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说明。通常认为，古王国时代上下埃及共计42个或40个。也有的说38个或39个。不过，这时的州，已失掉了其独立的城市国家的性质，而成为统一国家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是，前王朝时代州的数目，决不会多于上述数字，只能少于或大大少于它。因为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疆域是有限的。仅仅在涅伽达文化Ⅱ末期才开始由上埃及向三角洲移民。
如果说，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埃及出现了独立的州，那么，到涅伽达文化Ⅱ的末期，便形成了州国的联盟与争霸的局面。考古学家发现的前王朝末期的一些历史文物给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证据。这些历史文物，除了部分象形文字符号外，都是刻有各种场面的图刻。尽管对其内容的理解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推测的性质，但是要知道，在前王朝时代末期，或者早王朝时代的初期，成文的历史文献几乎是没有的。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狩猎调色板”(“猎狮调色板”)，共计刻画了19名猎人打扮的人物。他们手执权标头(梨头棒)并装饰以动物尾。前者是权力的标志，后者是国王之装饰物。这种现象又见于那尔迈调色板。猎人中有两人分别举着不同标志的两面旗帜，其象形文字符号意为“西方”和“东方”。图刻中的长方形宫室图样，表示三角洲的神殿建筑。板面上共有大小三只狮子，其中两只已中矢。整个图刻表现了三角洲东部和西部各州联盟打败了以狮为标志的敌对的州。
“战场调色板”(残片)所描绘的内容，也许与上述事件有关。正面的图刻是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狮、鹰、朱鹭联合噬食被打倒了的敌人和追赶正在逃跑的敌人。中间部分的大狮子是非常突出的。调色板的左面上端有鹰和朱鹭为标志的两面旗帜，旗杆上各长出一只手紧紧抓住被绑的俘虏。右上端一个被绑者的面前有一束纸草的象形文字符号，可能表示被击败的三角洲居民。战场调色板描述了鹰州与鹭州在狮州(也许就是上述事件中的失败者)的领导下，联合攻击并俘虏了三角洲居民的事件。
研究州的联盟与争霸的最重要的资料是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关于蝎王权标头的时间断代及其与那尔迈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有些争论。但是，通常把蝎王看成是前王朝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是那尔迈的直接的先辈。蝎王权标头描绘了希拉康坡里的蝎王在战胜敌人后举行了庆典活动。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前王朝时代的阶级关系。权标头上表现的不同标志的旗帜下悬吊的“田凫”，作为象形文字符号，读为rhyt。埃及学家A.伽丁内尔认为，rhyt一词意为“平民”，“人类”。它从开始就表示“下层阶级”，且“总有叛乱倾向的”。他们是指“敌视希拉康坡里王国的任何埃及人”。后来有些文献也涉及了rhyt被平定、镇压，和作为国王的臣民以及与贵族相对立的普通人。在蝎王权标头图刻上，除了田凫外，有一个旗杆上吊了一只弓。“弓”的符号还出现在较后的纪念物上，数量总是九个。有的学者认为九弓象徵着“埃及的敌人”，或“埃及的外国敌人”，或者“一切被镇压的人民”。
蝎王对外军事上的胜利，也涉及到他与其他各州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权标头图刻上，蝎王虽然戴着白冠，而且处于极显著的中心地位，但是，同样也刻画了他的同盟者的军旗。这些场面表示希拉康坡里统治的王不是后来的有无限权力的君主，确切地说，诸州同盟的领导者作为盟国对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
统一王国的形成
古代埃及究竟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在埃及学中也是众说纷纭的。《剑桥古代史》的作者写道：“传统和事实上的一些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王国：北部的王国，它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并且向南延伸到现在爱特斐附近(下埃及);而南部王国包括爱特斐和赛勒赛拉(上埃及)。国王的官邸被认为座落于西北三角洲的拍，和位于河西岸、埃德弗附近的涅亨(希拉康坡里)，两者在历史时代至少具有重要的、统治者保护神隼鹰荷鲁斯的圣所。在拍附近设置德普，眼睛蛇瓦吉特(埃胶)女神的所在地;两个地方在新王国和以后被当作一个名字拍尔·瓦吉特(埃胶的荷鲁斯)，被希腊人表示为布陀。“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他被认为是蝎王的直接继承者”。
上述引文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前王朝时代是否存在上下埃及两个王国的问题;一是那尔迈毕竟在多大程度上统一了埃及。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上下埃及王国的问题，尽管常常出现在一些著作中，但是，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的记载。帕勒摩石碑上的王名表残缺破损，不能给我们提供上下埃及王国的什么证据。况且，它还是在所谓两个王国统一后近乎700年之久铭刻出来的。所以，上下埃及王国的出现，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根据。正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这个事件是从后代的国王头衔中的涅布提名(二夫人名或二女神名)和尼苏特·毕特名(上下埃及王名)、官职双重构造、上埃及之白冠和下埃及之红冠的存在等推断出来的”。既然上下埃及王国之名，不见于当时的文献记录上，而是根据王衔、王冠等推断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论述王冠、王衔的起源及其有关的问题。
在王朝时代或法老时代，埃及国王完整的头衔是由五个所谓“伟大的名字”组成。其中作为对应的头衔有涅布提名(nbty，“二夫人”)和尼苏特·毕特名(n-sw-bit，意为“他属于菅和蜂”)。涅布提或二夫人衔名是由兀鹰女神和眼镜蛇女神组成。兀鹰女神为上埃及的保护神;眼镜蛇女神为下埃及的保护神。伽丁内尔认为，那是在埃及还是被分成两个王国时，国王对紧靠第一王朝以前时期的两个主要女神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大概，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是第一个采取涅布提头衔，因此象征了他曾统一了两个王国的事实。但是，E.J.鲍姆伽特新的研究证实，涅布提作为王衔，“不包含在登王以前的国王衔名中”。
尼苏特·毕特头衔是由一种称为“苏特”的植物(菅茅)和称为“毕特”的动物(蜂)符号表示的，又称为“树蜂衔”。“苏特”植物是上埃及的标记。“毕特”是蜜蜂，通常代表下埃及。树与蜂的结合意味着“上下埃及之王”。但是新的研究证明，“毕特‘养蜂者’仅能与旻神联在一起。他是野蜂的主宰，而蜜蜂是献祭给他的”。旻神是涅伽达文化Ⅱ的民族神，他的形象是公牛，国王由旻接受“强壮的公牛”的名称，他的俗界的形式是国王。因此，“毕特”衔应该是代表上埃及王衔。至于“尼苏特”衔，由于它的地位，在衔名制度上必定是较老的头衔。所以，两种头衔最初都是代表上埃及的。
传统上，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但是新的研究证明那是晚后的事情，在前王朝时代红冠并非与下埃及有关。红冠最早见于涅伽达，白冠最早出现于希拉康坡里，两者都是出于上埃及，而且两地相距不远。在年代上，红冠先于白冠，说明红冠是古老的，代表了土著民族。白冠是晚后出现的，是新来的涅伽达文化Ⅱ民族的王冠。E.J.鲍姆伽特的结论是：“……土著的埃及传统是那样的强有力，以致合法的王必须采用古代的头衔和徽章，而且所有的头衔和徽章都有它们的上埃及的起源，而这在早期，从下埃及来的东西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对于王衔和王徽问题的新的考证，使我们对所谓的上下埃及王国的存在不能不表示怀疑。
关于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要说明的是，古埃及的统一究竟在什么时间?一种意见，“埃及在前王朝时代晚期或许政治上已统一，即使这种统一还没有使其在纪念性艺术或建筑上，或在任何文字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另一种意见，把皮特里收藏品中的两个黄色大石灰石权标头残片(UC14898和14898A)上的戴红冠者看成是蝎王，并把它与通常所说的蝎王权标头上的戴白冠的蝎王联系在一起，证明早在蝎王时，而不是他的假定继承者那尔迈时代统一上下埃及的。更有甚者，估计埃及的统一可能先于那尔迈王100至150年发生。上述的几种解释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大多数埃及学家通常假定埃及的统一在第一王朝的开始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这个胜利的象徽的记载保存在得自希拉康坡里的著名的调色板上”。除了考古的文物资料外，比较晚后的文献资料提到了第一王朝的创立者美尼斯。人们常常把美尼斯与那尔迈视为同一，传说美尼斯统一了埃及。
美尼斯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或半神话人物?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人们愈来愈多的议论。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写道：“成文的美尼斯统一埃及的故事来自于所说的事件如不是几千年就是几百年后，由于那个时代美尼斯(假如他一直真正存在)已变成了精神文明的英雄，他的生活和才能被半神话的轶事所润饰。根据这些故事之一，他被假定在长期统治后，在河中狩猎时被鳄鱼夺去并吞没而死”。关于美尼斯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问题，几十年前已讨论过。有人认为，美尼斯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可以看成几个征服者，或者把其他王的事迹归于美尼斯一人。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到了“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传统上，把米恩说成是美尼斯。但是，米恩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米恩或许是一个官吏或王子的名字。也有的学者根据希罗多德关于米恩的记载上的前后矛盾，考证米恩不是人王，而是神王，即米恩(旻)神。由于上述的意见分歧，特别是美尼斯一名没有出现在任何其同时代的文献中，而晚后的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和埃及僧侣马涅托的著作仅仅讲到了美尼斯(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所以目前还不能对美尼斯及其个人的历史作出确切的论述。
关于那尔迈或与那尔迈有关的历史文物已经发现了几件，而最著名的是那尔迈调色板。那尔迈调色板的正面中心刻画了头戴白冠的那尔迈手执权标头打击以鱼杈作为徽章的，可能属于西北三角洲的敌人的形象。右上边的隼鹰踏在六根纸草之上并牵引了一个绑在人头鼻子上的绳子。这组符号意味着荷鲁斯(给国王)带来了下埃及的俘虏。在这一面的底部有两个败倒或逃跑的敌人。左边的敌人身边的符号表示设防的城市。右边敌人身边的符号则是一个半圆形的圈地，由那里伸长出两道长墙，有人认为，可能是西巴勒斯坦的城市。调色板的另一面的上一部分，描绘了头戴红冠的那尔迈王在侍从的陪同下，与举着同盟军旗的四个州的首领一起视察被杀死的北方人。
那尔迈权标头刻画了那尔迈王戴着红冠坐在一个高立在九阶梯上的殿堂中。在他的对面一乘轿子中，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场面表明被俘获的北方公主，或许将许配给胜利的王。这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征服者企图以北方的公主作为他的配偶使他的地位合法化。在图刻的中下部的一组象形文字符号表示俘获的120，000人，400，000头公牛和1，422，000头山羊。在那尔迈人物对面的上一部分，刻画了与那尔迈调色板上同样的四个同盟的州旗。
还有一个上半部残缺的所谓利比亚调色板，由于其上面没有任何王名的记录，其年代或者被断定在前王朝晚期，或者定在第一王朝初。调色板上有一组象形文字读为铁赫努(Tjehenu)，即利比亚，位于三角洲西北边界。虽然，调色板上表现了蝎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蝎王在某些时候曾经达到西北三角洲。反之，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象牙印章却证实了那尔迈对这个地区的远征。所以，这个调色板被看成是与那尔迈有关的一次远征的继续。在调色板的另一面，表现了带有锯齿状边城墙的七座方形的城市，每一座城市内部都有一个动物或植物的形象，作为城市的标志或名字。在每一座城墙上面，站立着一只动物，并举起一把鹤咀锄向城内开辟道路。但是，攻城的动物形象仅仅残留四个：隼鹰、狮子、蝎子和双隼鹰。利比亚调色板可能象徽着希拉康坡里的隼鹰王，一个假定的那尔迈及其六个同盟的州攻击另外七个州的同盟者。
上述的几个与那尔迈有关的历史文物，描绘了那尔迈的军事活动。那尔迈头戴红冠与白冠，通常被看成是统一了南北上下埃及的证据。但是，正象前面已指出的那样，红冠与白冠最初都是起源于上埃及，只不过是表现了土著与外来者之分。如果按传统的说法，那尔迈已是统一上下埃及的“两地之王”，那么，在其调色板和权标头上出现的同盟诸州的现象就无法解释。同为同盟的“各州在描述的主要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那尔迈只不过是“诸州同盟的领导者”，并不是后来的全权的君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那尔迈对下埃及的军事活动的成功。
有些研究者对所谓美尼斯(那尔迈)完全统一埃及的“突然”成就已表示了怀疑，认为它与“文明中的突然变化不符合”，“更可能的是逐渐的过程”。也有人提出，埃及的统一过程延续了二至三代。
我们认为，那尔迈或美尼斯统一埃及的问题，既不能无条件的承认，也不能完全的否定。埃及的统一王国的形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不可能是那尔迈一人所能完成的。但是，那尔迈对下埃及的成功的军事活动，的确奠定了埃及统一的基础。也许可以把他看成是埃及统一王国的开创者。但是，在他以后的整个早王朝时代，仍然是不断的斗争、和解与完成统一的过程。
按照马涅托的记载，第一王朝从美尼斯开始，共八王，凡二百五、六十年;第二王朝(约公元前2890—2686)共九王，凡二、三百年。但是，由于记载上的简略或不确切，埃及学家宁愿按照考古文物的资料重新整理王朝世系表。
美尼斯或那尔迈的继承者，通常认为是阿哈。“阿哈”一名意为“斗士”，这或许是与他的对外扩张有关。阿卑多斯发现的一块木标牌，可能意味着他指挥了这次战争，或者他把埃及的边界由美尼斯时代的赛勒赛拉扩大到努比亚地区北界的厄勒蕃廷(第一瀑布)，从而奠定了后来埃及南部边界的基础。其他一些刻有埃及人俘虏的雕像的饰板，其中有一处写着“得到了上下埃及”，似乎表明他继续进行他的先王开创的统一国家的事业。
继承阿哈王位的，第一王朝第三王是哲尔。哲尔远征努比亚到达第二瀑布，可能，他也领导了对利比亚的远征。在他统治的中期，有一年被称为“打败塞捷特之年”。“塞捷特”可能在早王朝时代限定在西奈，后来扩大到整个西亚。
关于哲尔的继承人捷特的历史知道的很少。可能一个远征队的领导者把捷特的名字潦草地写在瓦吉·米阿赫岩石上。这是位于古代埃及从尼罗河到红海沿岸别列尼斯港的商队行进之路，这个材料可能暗示捷特派遣远征队到尼罗河之外。
第一王朝第五位国王是著名的登。帕勒摩石碑第三栏上记载的“击杀洞穴之民”，已被证实为登王对可能居住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和西奈半岛上的部落之攻击。阿卑多斯发现的一个象牙图刻上，记有一段“第一次打击东方(人)”的铭文。有的把“东方人”解释为西奈居民或东部沙漠游牧民。但是，进一步查看图刻的内容，可以见到，东方人的背面是一个陡峭的山丘，可能，他们来自于东部山地，或许是红海山丘，整个场面似乎较之法老侵入东方之说，更象是为了控制能够出入尼罗河的战斗。这些记录说明了登王仍在继续进行他的先辈已经开创的统一埃及的国内战争，而不是向东方的对外扩张。
登王统治时期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在埃及史上他第一次采用了双冠的王徽和“树蜂”的王衔。传统上，双冠意为“两个权力的合一”;树蜂衔则表示“上下埃及之主”。但是，实际上，登王统治时，并不一定达到完全的统一。如前所述，鲍姆伽特对上述的王徽和王衔的传统上的解释已提出了异议。登王统治了55—60年之久，是早王朝时期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国王。他被看成是有力的和有雄心的统治者，在完成埃及的统一过程中，无疑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登王以后的几个统治者，他们的情况知道的很少，而且统治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导致王朝更替的情况还不清楚。但是，零散的证据表明了第一王朝的最后统治被国内的冲突所扰乱。
第二王朝的第一王海特普塞海姆威，他的名字意为“两个权力在和平状态中”，可能表明先前发生的国家两部分之间的斗争的结束。第二王朝的前半部分国王的名字和世系知道的较少。仅仅发现了后期国王伯里布森、哈谢海姆和哈谢海姆威的陵墓或遗物。第二王朝的第四王伯里布森一反传统，不再采用先前国王惯用的荷鲁斯头衔，而自称为塞特王。可能，他是一个篡权者，代表了一个反对派。哈谢海姆通常看成是伯里布森的继承人。但是，也有人认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伯里布森的同时代人，并成为他的对手。哈谢海姆与伯里布森相反，采用了荷鲁斯头衔。所以，有人认为，上述现象表明了伯里布森与哈谢海姆的共治，前者统治格伯林以北的领土，而后者统治格伯林至第一瀑布之间的地带。这种形势再一次说明，埃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哈谢海姆的纪念物记载了他的军事上的成就。他对努比亚和利比亚发动过进攻。在希拉康坡里出土的哈谢海姆的两个雕像的底座上，描绘了被杀死的下埃及人的尸体，并有死亡者的数字：一个是“北方敌人47，209人”，另一处是48，205人。尽管数字有些夸大，但是哈谢海姆的大屠杀，反映了上埃及对下埃及的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下埃及人民对上埃及统治者的激烈反抗。
在埃及学上常常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是，早王朝最后的二个王名——哈谢海姆与哈谢海姆威是同一个人，还是先后不同的人?一种说法，上两个名字是同一个国王名，“当哈谢海姆战胜伯里布森时，他改变了他的名字，并特意作为和解的行动”。另一种说法，根据两者不同的头衔，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王。哈谢海姆的一个铭文记载：“荷鲁斯和塞特·哈谢海姆威，两王(即荷鲁斯和塞特)在他统治时和睦共处”。哈谢海姆威采用了荷鲁斯和塞特的双重头衔，这是埃及王衔中前所未有的。对立的两大神荷鲁斯和塞特在哈谢海姆威统治时和睦共处，似乎表明“在两个神的追随者之间实现了和解”。既然，哈谢海姆威和解了哈谢海姆和伯里布森的两个对立势力，而且后来的埃及史也不再出现这种类似的现象，那么可以说，在他统治时，最后结束了由分散的州向统一王国的过渡阶段，最后实现了埃及的真正和完全的统一，开创了埃及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正象有些评论所说的那样：“有很好的理由把这个王(哈谢海姆威)看成是古王国的创建者和为他的继承者准备了胜利基础的人”。“随着哈谢海姆威之死，埃及早王朝时代结束，而统一的两地确立于金字塔的建筑者的光辉新纪元的开端”。
注释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160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